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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瀛618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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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瀛 中国 北京 就读学校:北京十三中(原辅仁大学附中)、北京六十五中(原育英学校)、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职业:对外传媒记者。职称:高级记者 。工作:文字、摄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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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6日  

2011-05-06 11:09:01|  分类: 校园·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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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隔百年的回顾与思考   霍建瀛

2011年05月06日 - 霍建瀛 - 霍建瀛618 的博客
 

 科举——时隔百年的回顾与思考   霍建瀛

                                                                         

      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末年,渭水流域(今陕西、甘肃一带),一个叫周的诸侯国正在兴起,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这对已经衰败、没落的商王朝来说,无疑是一股极具威胁的强大势力。

      尽管商朝的统治者纣王,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但他还是看到了周的日益强盛,并且深感不安。于是找了个借口,把周的君主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囚禁起来。后来,文王的部下用进献美女、马匹、宝物的办法,迷惑纣王,使文王重获自由。

      回到封地的文王韬光隐晦,他勤政爱民,暗地里不断网罗人才,增强实力。他发誓要兴周灭商,一雪前耻,救黎民于水火。此时,文王手下已有不少文臣武将,但他感到仍然缺乏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统领全局的栋梁之臣。在那个尚无任何选拔官吏制度出现的时代,他不得不选择了虽然简单但却十分吃力的方法,亲自到各地察访,然而几年来一无所获。

      一次,文王听说在渭水的支流蟠溪边上,有位钓鱼的老者十分怪异,他垂钓的鱼钩是直的,也不用鱼饵。三年来从未钓上过一条鱼。有个樵夫讥讽他钓鱼的方法,老者答到:“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指鱼)设,只钩王与侯”。此话分明是弦外有音。文王立即前往,在蟠溪果然见到了垂钓的老者。只见他手持直钩,悬在水面三尺之上,口中还念念有词说着:“快上钩,愿者快上钩。”

      经过攀谈,文王得知,老者姓姜,名尚,字子牙(后人尊称姜太公)。是从千里之外到周的蟠溪隐居的。交谈中文王感到姜子牙确实非同一般,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无所不知,特别是对当时天下的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透彻的了解和远见卓识的分析。而且姜子牙早已有了兴周灭商的志向,隐居在此,就是为了等待明君出现,大展宏图。这令文王欣喜异常,他立刻把姜子牙请上了自己的马车,一同回到都城。文王把他任为国师,也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后又升任国相,总管治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事务,而此时的姜子牙已年近八旬。

姜子牙果然不负重托,他在有生之年,凭借多年学识,超人的智慧和出神入化军事才干,协助文王和武王父子两代人,完成了灭商兴周的大业,一个中国历史上立国八百年的新朝代——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从此诞生。

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

      周文王与姜子牙的相遇,无论被后人称之为天意也好,带有神话般的传奇也好,它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是勿庸置疑的。也正因如此,这个故事不仅被载入了史册,而且三千多年来,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不断议论的话题。纵观中国历史,虽然这种奇遇的发生并非空前绝后,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因此如何建立一种高效,而又切实可行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每个朝代,每个君王都必然要面临和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商、周时代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那时官员的选拔、任用,采用的基本上是世袭制度。这种制度虽然简便,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病。当官的都是奴隶主、贵族阶层,不管才干如何,代代相传。姜子牙虽然远祖出身贵族,到他这一代早已没落成庶民了,他年轻时宰过牛、卖过肉,开过酒馆,贩过面,但都是只赔不赚。尽管他有经纬天地之才,如果不是费尽心机见到了文王,注定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姜子牙不过是庶民中的幸运者。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庶民才俊都是处于“报国无门”的状态,最终也挣脱不了被僵死的“世袭制”扼杀的命运。

      这种情况到了周朝后期出现了一些改观。大概是受文王礼贤纳士成功经验的影响,执掌一方的王公贵族们也都纷纷打起了“招贤纳士”的旗号,掀起了一股不问门第出身的“养士”之风,竟相招纳人才。有的权贵“养士”多达几千人,所养之士称为门客或食客,并非在编官员,无职无权。基本上是充当着谋士和办事员的角色,与主人的关系形同主仆。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如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范睢就是其中之一。他因才华出众遭主人嫉妒、陷害,亡命秦国,在秦国为官时,他屡建功勋,使秦国变得越来越强,范睢因此成了封侯拜相的人物,名列史册。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的汉代,一些制度化选取官员的方法陆续出台。

      汉代选用官员的制度主要“察举”和“征辟”两种。前者是一种推举制,由地方官员负责按照朝廷的要求把各个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才推荐上报朝廷。如品德优秀者,行为端正者,敢于直言进谏者,才学出众者,孝敬父母者等等,由朝廷经一定考核后酌情录用。“征辟”制的做法是对某些有特殊名望和才能的人士,可不经推荐,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召,授官使用。

      汉以后的四百多年间,实行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上仍是“察举”和“征辟”的延续,只不过是将备选的人,分成了由高至低的九个等级,并有朝廷的专职官员介入。

      举荐制的不足之处是缺乏明确统一的考察标准,主管官员的个人好恶,豪门世族的权势等,都起着重要作用,拉关系走门路的不正之风也层出不穷。以致每次举荐的结果往往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豪门权贵依然操控着通往仕途的实权。这种局面直到公元七世纪隋、唐年间,科举制度诞生后,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读书做官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又称科考,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种金字塔形的层层考试,筛选各级官吏的制度。科举考试的等级,在初创的隋、唐时期分为地方(州、县)级、省级、中央(全国统考)级三个等级。到宋代时又增加了一个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由三级变成了四级,并一直沿用了下来。县级考试也称“童试”,并不是指参加者的年龄,是最初级考试的意思,童试也可以说是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合格者俗称“秀才”,只有取得了秀才身份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才有了登上仕途路的可能性。不过秀才也算是一种功名,可以享受些特殊待遇,如获得一些津贴补助,免除些劳役,见官免跪等。参加省级考试的合格者称“举人”,考中举人就等于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不一定都有官可做,碰到机会才有可能弄个学官、知县的做作。中央一级的考试,又称“会试”,一般由朝廷的礼部主持,应试者必须是举人,合格者称“贡士”,取得了贡士头衔,有点像取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贡士都可以参加最高等级的“殿试”,如无特殊情况,他们都可以通过殿试取得“进士”身份,关键是排名的高低。竞争最激烈的是皇帝钦定的前三名,第一为状元,第二为榜眼,第三为探花。进士都有官可做,而前三名一般都可以得到品级、职位较高一些的官职。

      科举开放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是面向全社会,除妇女之外的所有读书人均可参加,不分年龄、贫富、出身、门第,均可参加官方组织的统一考试,公平竞争。得中与否全看考试成绩,而且考试的次数没有限制,不中者可反复参考,考场的大门永远敞开。因此,在长达1300年的科考历史上,十几岁的青少年,八、九十岁的老翁成为得中者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如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会试,各省得中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

古诗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名句,也绝非文学艺术的夸张。千年前,宋朝有个叫吕蒙正的人,出身寒苦,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刻苦攻读,在科考时,层层闯关,在最高等级的考试中又名列榜首,成为状元,后来官至宰相。他曾在一篇诗文中,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道出了得中前后的巨大反差和世态炎凉。“昔时也,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进居朝堂,官至极品,位列三公,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思衣则绫罗绸缎,思食则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言余之贵也。”正因如此,自科举兴起之曰,几乎所有的学子都把苦读诗书典籍,入仕为官,当成是改变命运,光宗耀祖的一条出路,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布衣百姓。

科考的历史功绩

一股读书的浪潮席卷着神州大地。热度经久不衰。这无疑对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官学、私学遍布各地,蒙学备受重视,自学蔚然成风。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自隋唐始直至宋元明清,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几百万名的举人。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科举是为选官而设,能进入仕途的也是少数人,但由此而造就的知识分子队伍不知要庞大多少倍,这些人在增进社会进步和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从乡村教师到知名作家,从科学家到医生,从账房先生到讼师,可以说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

      科举考试,考的就是文化,这一点在唐代尤为突出,唐代的科举非常重视举子们的书法、文辞,曾把诗赋作为考试的科目之一。在唐朝时还流行着一种“行卷”的社会风气。所谓“行卷”就是应试者可以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送给在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名望和地位的人,请他们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得中机会的一种方式。大诗人白居易自幼聪慧,五、六岁就懂得声韵,十几岁时就能写诗作赋。考试前,他带着自己的诗文到了都城长安,特意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呈递给他。顾况见他年轻,有些轻视他,一看卷上的名字“居易”,便语意双关地说道,“居易,居易,长安米价昂贵,恐怕居住下来不易。”可是当 他翻阅到白居易诗卷时,第一篇就是至今许多人都能背诵、吟咏的名篇《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顾况刚看了开头两句就感到很吃惊,迫不及待地一口气看下去,十分欣赏。慌忙改口说:“有才如此,能作这样的诗,真是难得,那就在长安居易,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令年轻的白居易声名大振。顾况也算得是慧眼识人,在唐朝进士是非常难考的,“有五十升进士”的说法,白居易在二十九岁那年以优异成绩高中进士。当年与白居易同科的进士只录取了十七个人,白居易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从政后清明廉正,政绩卓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传流至今的诗歌仍有49000多首,知名诗人2300多人。唐代的科考不仅选拔了一大批文化素质很高的官员,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成绩斐然优秀诗人。唐朝的诗歌能达到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科考的提倡是个重要原因。

科举考试长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就促使古代教育领域中的各级各类学校、自学的考生乃至家庭的启蒙教育等,都以不同形式学习儒家思想,其影响广泛、深远。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与传统道德能千古流传,一脉相承,科举考试的导向无疑起着很大作用。

岐途末路坐失生机

中国科举考试内容,到十四世纪的明代改成了用八股文取仕。 所谓八股文就是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 应试考生要按八股文体写文章,而且要“代古人语气为之”,字数也有限制,这就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路。清朝也沿用了下来,逐步成为一种僵化模式,严重束缚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进步,也损害了教育事业,营私舞弊等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这种考法用了五百余年不思改进,科举考试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清代学者顾炎武甚至认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十九世纪末,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清王朝,力图寻求一条绝处逢生之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问题首当其冲,于是科举考试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封疆大吏们,送上了“停科举办新学”的奏折,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认为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是,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加不易整饬。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中国科举考试1300年的历史结束了,在混乱和嘈杂中匆忙地结束了。六年后,废止它的那个王朝——清,也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灭亡。

  不过,科举制度的是非功过,一直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话题。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由于科举制很早就传到国外,在西方也有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些评价无疑都是对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整体上来看给予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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